中新社武夷山3月23日電 題：“兩個結合”的辯證思想對當今世界有何啟示？

　　——專訪澳大利亞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薄國強

　　作者 曾玥 裴心語

　　“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為一名深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學者，澳大利亞漢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薄國強(Roland Boer)認為，“兩個結合”具有“徹底的辯證性”?！皟蓚€結合”的辯證思想對當今世界有何啟示？從這項關于新陳更替的學問出發，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在第二屆武夷論壇期間，薄國強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兩個結合”的“徹底的辯證性”？

　　薄國強：我想以幾個表述為例說明我對這種辯證性的理解。

　　例如“揚棄”，我認為可視作一種農業比喻?！皳P”是將谷物揚起以篩出有用的谷粒，“棄”即丟棄谷殼等無用之物。整個過程如同辯證篩選：事物經過反復檢驗，無法繼續使用的雜質將自然脫去，最終留下精華。

　　類似表述還有很多，如“古為今用”意味著挖掘舊事物在新環境中的可利用價值，“辯證取舍”表達了新的可能性與文化傳統之間的辯證關系，以及“推陳出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守正創新”等。其關鍵在于，過去的文化傳統影響并塑造了現在的形態，這個過程離不開持續的辯證判斷——我們應舍棄、采納和進一步發展什么。

　　中新社記者：“第二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如何體現實踐中的辯證法？

　　薄國強：事實上，大量中文詞匯都濃縮了辯證思維的精髓。比如“文化”一詞的英譯為“culture”，源于拉丁文“cultura”，蘊含農業耕作之意——耕耘土地，栽培莊稼，使其生長。

　　在我看來，中文語境里的“文化”是一個頗具辯證性的術語。其中“文”象征著悠久的傳統積淀，而“化”則意味著持續不斷的變革與演進。

　　這正是文化的鮮活本質：它既保持著綿長的延續性與穩定性，同時每個時代、每一代人都在對其進行創新轉化，使其永葆生機并得以傳承。若失去這種變革動力，文化就會淪為僵死的遺存。正是“文”與“化”的辯證統一，才使得“文化”真正具有生命力。

　　中新社記者：如何更好促進西方對中國“兩個結合”的理解？

　　薄國強：我曾通過論壇或授課向西方聽眾分享“兩個結合”及其辯證法的內涵，探討能否在中西方思想之間提煉出一個更具普遍性和共識性的認知框架。

　　西方慣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常說的“零和博弈”，這是西方文化的主導框架。受到“兩個結合”的啟發，我試圖回溯西方文化及哲學傳統，找尋某些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被遺忘的價值觀。

　　我發現，中西方文化中存在共通的辯證元素，例如西方的“凡物公用”與中國的“天下為公”等理念遙相呼應。這使我時常思考，“凡物公用”與“天下為公”的異同點是什么。這種比較研究的視角，或可為西方更好理解中國提供富有成效的方式，這不僅是一個相互理解與轉化的過程，更關乎東西方文明間的對話與合作。

　　中新社記者：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兩個結合”的辯證思想對當今世界有何啟示？

　　薄國強：我們可以從量變和質變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世界正在經歷重要的質變時期。對其進行分析，關鍵在于能否運用這種辯證思維理解正在發生的變革。辯證思維有助于更好理解當前局勢變化，辨識轉型路徑，并加強協調合作。

　　此外，借助辯證法的全面性十分重要，我們可以通過多維度的辯證思考形成更為全面的研判。掌握這種全面的分析方法，并厘清量變與質變之間的本質區別，能為理解當今變局提供獨到的視角，以更好預判和警惕風險，確保國際秩序不會走向失控。

　　中新社記者：辯證法是關于新陳更替的學問，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對人類文明的影響？

　　薄國強：人工智能不具備人類的直覺，因此無法取代人類在諸多領域的作用。它是一種新型工具，也是賦能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力量。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角度來看，只有當新型質態的生產力達到更高層次，才能為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可能。人類文明新形態需要以新質生產力作為支撐，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也將影響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設高度。

　　當前關于新質生產力的討論，其本質是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互動方式演進的探索。這種互動始終需要依托具體的物質對象——即便涉及虛擬空間的創造，仍需建立在實體物質基礎之上。

　　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作為更先進的高質量新型生產工具，將推動社會發展進入新的層次，人類文明也將隨之邁向新的高度。(完)

　　專家簡介：

　　薄國強(Roland Boer)，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兼職教授，入選2023年度國家外國專家項目。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宗教批判理論。近年來，薄國強關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研究領域，出版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國人的指南》《恩格斯：社會主義治理的基礎》《掌權的社會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治理的歷史和理論》，開展“1978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等研究項目。